“任何一个人或组织,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 集成电路不仅是我的专业和兴趣,还代表着一种庄严的使命,因为集成电路是一个国家的工业食粮。 在IT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是互联网背后的基础性行业技术。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曾这样阐述自己的“集成电路”使命感。
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着将使命感融进自己事业中的各个时代的英雄们所铺就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科学研究真正需要的是发展思维、发展远见和始终如一的发展勇气。 ”被尊称为“中国半导体之母”的谢希德曾这样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谢希德当时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从家人来信中获知了这一消息。 1952年,谢希德获得博士学位后,有人劝告她不要回到当时生活艰难、科研条件差的中国去。 而她毅然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并在1956年,和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共同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 并于1958年创办了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她为中国的半导体,乃至未来的集成电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钦佩他们,因为他们当时的工作、科研条件是很艰苦的。 ”多年以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这样评价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先驱们,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为中国半导体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贡献。 ”
半导体的产业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也展开了。
启和科技(代号启和科技),于1956年10月15日开工,总投资1亿元,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曾是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该厂后来演化成京东方公司。
创业维艰,镍是当时电子管的主要结构材料,占全部用料的70%,而在当时,中国连镍矿都还没有找到集成电路,就更不用说制造镍材了,而当时进口一顿镍材需要拿三、四吨对虾,或200多吨小麦做交换。 就这样,后来还拿不到,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而苏联又停止给该厂供货。 该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就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现,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闹剧。 ”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说。 美国当年对新中国的技术封锁,和今天其围绕着芯片产品所发出的“噪音”,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用来解读先哲的话就很有韵味。
1956年,中国发布了《1956-1967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产业成为了国家在生产与国防方面要加紧发展的领域。
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半导体乃至后来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在许多国家也都进入国家战略级的发展规划中。
“是冷战帮助IBM成为计算机产业的国王。 ”IBM总裁小托马斯·沃森曾这样说。 准确地讲,是冷战背景下,美国军方的“旋风计划”给了IBM全面腾飞的机会。
冷战开始后,美国空防系统担忧苏联远程轰炸机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盖全美的防空网,这要用上当时最新的雷达和计算机技术。 “旋风计划”于是被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孙子曾曰: “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这种背景下,数十亿美元被投向了该计划。 大量的项目、资金向IBM倾斜,高峰时,IBM有七千到八千人为这个工程而工作。 旋风计划集中了当时整个美国的技术人才所研发的计算机技术,而在委托生产时,美国军方将这些技术逐步地转移给了IBM。 IBM在处理器、密集储存器件和实时系统上迅速处于领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将这些新技术应用于民用领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来示例,而宏观情况呢,埃弗雷特·M·罗杰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热》这样写道: “在硅谷发展的初期,军事订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启和科技在1956年迁到北加利福尼亚来,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国国防部采购的半导体器件,占了当时美国半导体器件生产总值的大约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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